墨西哥监管与司法体系重组：新机遇

Greenberg Traurig—— 过去6个月，墨西哥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宪法和法律改革，改变了法律框架及争议解决机构。

I. 联邦行政机构新架构：从监管型国家模式走向监管集权。

2013年，墨西哥在宪法层面确立了所谓的 监管型国家模式 ，承认联邦电信研究所（IFT）和联邦经济竞争委员会（COFECE）为宪法自治机构。此举旨在独立于公共和私人权力，对具有经济和行业重要性的特定市场或行业进行技术监管，以实施基于技术理性而非政治考量的措施，从而助力规划和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监管型国家模式意味着，某些国家机构同时行使 准立法 （制定规章的权力）、 准司法 （解决争议和实施制裁的权力）以及 准行政 （监督和制定规章的权力）职能，偏离了传统的权力分立模式（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例如，能源行业监管机构也以不同形式行使这些职权，包括能源监管委员会（CRE）和国家碳氢化合物委员会（CNH）。这两个机构仍属于联邦公共行政部门，但同样依据技术自治原则行使上述职权。

作为落实该项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国有企业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和联邦电力委员会（CFE）也转型为国家生产性企业，以平等条件参与电力和碳氢化合物行业，并接受监管。

12年后，墨西哥政府决定放弃这一组织体制，转而采用结合行政集权与监管型国家模式的混合架构。

根据2024年12月行政简化宪法改革，IFT和COFECE被撤销。前者的职能将由基础设施、通信和交通部（SICT）承接，但经济竞争相关职能除外；后者的职权将由新设立的国家经济竞争局承接，该局具有法人资格和独立财产，并享有技术和运营独立性。能源监管委员会（CRE）和国家碳氢化合物委员会（CNH）的职能则将由能源部（SENER）承接，但其决定须依据技术标准作出。

此外，墨西哥宪法经过修订，将PEMEX和CFE的法律性质从国家生产性企业改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其经营的行业中仍享有优先地位，但可以与私营企业合作，以实现其目标。

II. 新司法权及其监督职权。

2024年9月通过的司法改革改变了墨西哥司法权的架构，主要规定联邦和地方层级的部长、法官及审判员均由普选产生，并设立司法纪律法庭，负责受理并裁决针对法官的举报，包括腐败行为或任何其他违法行为。

与此同时，宪法和法律改革改变了个人通过宪法保护诉讼（amparo）抵御侵犯人权的公权力行为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宪法修正案提出异议以及申请具有普遍效力的中止执行令或终局判决，均已被禁止。

尽管如此，墨西哥也在推动使用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并承认诉诸这些机制是一项人权。在此背景下，墨西哥颁布了新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总法》，旨在建立替代性司法途径，以协作方式和平处理和解决争议，无须强制由司法机关介入。此举旨在减少法院积案，并节省争议各方的时间和成本。

III. 机遇

这些变化无疑为该国营造了新的商业环境，因此有必要作出调整并重新评估推动项目的策略，尤其是在受监管行业。这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包括：

A. 持续跟进监管并开展合作。专业行业的监管职权并未消失。尽管行使这些职权的公共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仍须遵循技术理性标准，履行勤勉义务和善政义务。

现行监管制定和发布程序设有 事前 和 事后评估机制，私人主体可以且应当参与其中，从而制定监管跟进、合作和审查策略。与监管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先前的监管型国家模式赋予宪法自治机构较大的决策自由裁量空间。如今，这些职权转由中央集权的公共行政部门行使，其作出决定时负有更严格的说明理由义务，因此相关方在其履职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参与和审查空间。

B. 合作型商业安排。尽管宪法规定制定政策时应优先考虑国有企业，但也承认有必要与私营企业合作，推动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实现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在电力、碳氢化合物、电信还是其他市场，都可以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

C. 新的诉讼策略。受监管行业的行政和商事诉讼不会消失，但需要律师具备更强的业务视角来评估诉讼风险、更扎实的法律论证能力、更具创新性的策略，并与新司法体系保持密切联系和合作。

D. 争议由我们作主。在墨西哥，诉诸司法和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是一项人权；相应地，法律承认当事人作为争议的主导者，有权自行决定如何解决分歧。从策略角度看，企业应评估是通过传统诉讼向法院提起诉讼，还是向公共或私人机构申请启动仲裁、调解或和解等替代性机制。评估时应考虑争议性质、对方当事人、争议所涉业务或争议金额等因素，并仔细分析，以尽可能妥善地保护自身利益。

此外，还可以建立并运用新的机制，以实现有效解决方案，例如利用技术手段自动化或更高效地解决争议；建立调解员和协作律师认证制度；以及设立新的替代性争议解决中心，以受理和解决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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